同美国相比，中国民族地区特别是深度贫困的“三区三州”在脱贫攻坚中形成了大扶贫格局，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减贫道路。
中新社记者 邢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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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在民族地区内部，彼此间也明显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快速提升。特别是2020年，民族地区克服新冠疫情影响，持续保持经济快速发展势头，成为中国最亮眼的经济发展地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丁赛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中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历史、现状与特征等进行了回顾与分析。中新社记者：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是怎样的？丁赛：新中国成立初期，如果按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划分，少数民族群众中有约60万人处于原始社会状态，有100万人还处于奴隶社会。民族地区多为山区，自然条件恶劣，地广人稀且少数民族居住分散。由于交通不便和远离经济发展地区，这些地区在历史上一直处于区域性封闭状态。资料图：工作人员在科右中旗大庙牛羊交易市场的牛寄养棚内喂牛。中新社记者 韩海丹 摄在这种孤岛式的生存环境下，民族地区缺少与外界的思想、技术和资源交流，长期停滞在原始农牧业状态，没有工业，更谈不上第三产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政府开始致力于发展交通，帮助民族地区发展工业，从而改变民族地区长期落后的经济面貌。中新社记者：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为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采取了哪些措施？丁赛：新中国建立后至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致力于在民族地区贯彻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周恩来曾指出，如果少数民族在经济上不发展，那就不是真正的平等。国家通过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三线建设、制定向民族地区倾斜的经济发展政策等，使少数民族在祖国大家庭得到更多照顾，也切实加快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在资金方面，改革开放初期至20世纪末，国家连续出台了在资金上支持民族地区的政策。如1977年设立边境建设事业补助费；1979年制定实施《边疆建设规划（草案）》，提出在8年内安排边疆建设资金400亿元（人民币，下同）；同年确定对口支援政策：北京支援内蒙古，河北支援贵州，江苏支援广西、新疆，山东支援青海，上海支援云南、宁夏，全国支援西藏。1980年设立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1987年确定了27个国家重点扶持的牧区贫困县，设立牧区扶贫专项贴息贷款；1980年至1988年，中央财政对5个自治区和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贵州、云南、青海等省实行年递增10%的定额补助制度等。
资料图：依靠闽宁协作，宁夏西海固农民工得以到福建务工。
随着国家经济实力大幅度增强，1990年国家设立“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温饱基金”，重点扶持141个少数民族贫困县；1992年设立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同年实施沿边开放战略。1994年，随着民族地区矿产资源开放进程，国家调高了相关民族自治区的矿产资源补偿费比例；1996年国务院确定由15个东部发达省、市对口帮扶西部11个省区。在战略支持方面，进入21世纪，国家专门针对民族地区制定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兴边富民行动和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民族地区作为精准扶贫、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中央政府举全国之力帮助民族地区完胜脱贫攻坚，2020年开启了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发展行动。纳入西部大开发战略的12个省级地区，绝大部分属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此外，分布在中国东北、中南、西南、华北等内陆地区的民族自治地方（自治州、自治县），由于在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方面具有西部特征，也享有西部大开发政策。在推进和实施这一战略进程中，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增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新社记者：除上述资金和战略方面的支持，中国对民族地区还有哪些针对性的支持措施？丁赛：中国地域辽阔、边境线长，陆地与14个国家接壤，边境线长2.2万公里，其中1.9万公里在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接近半数，有30多个民族与周边国家同一民族毗邻而居。针对边境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和特殊性，国家先后实施的“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兴边富民行动规划，通过资金和政策投入的倾斜，使少数民族聚居的边境地区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对外开放水平持续提高。
资料图：内蒙古乌兰浩特“白鹭学校”的投用，不仅可提升兴安盟革命老区教育质量，还将对周边建档立卡贫困学生、农村低保学生、城市低保学生提供良好的教育帮扶。史家铭 摄
对于人口较少的民族，中国于2005年颁布《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05-2010年）》，针对22个人口10万以下的少数民族普遍存在的经济发展水平低、生产生活条件差、贫困问题较突出和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现实问题。实施6年来，国家共投入各项资金37.51亿元，实施项目11168个，人口较少民族的生活面貌发生了新的历史性变化。《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11-2015年）》和《“十三五”促进民族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的核心目标则是确保人口较少民族到2020年实现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新社记者：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对民族地区持续不断采取上述多种多项推动发展措施，效果如何？丁赛：以民族八省区（注：指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相对集中的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五个自治区和贵州、云南、青海三个省份）为例，其GDP总和从1978年的57.89亿元增加至2020年的10.47万亿元，扣除物价因素后增加了732倍，占全国GDP比重从1978年的1.6%上升至2020年的10.3%。民族八省区GDP增速从1997年开始连年超过全国GDP平均增速。
资料图：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市“巾帼扶贫车间”内工人赶制运动鞋。魏建军 摄
民族八省区中，2020年除内蒙古和青海之外的六个省区GDP增速均高于全国2.3%的GDP增速，其中西藏自治区增速达到7.8%，贵州增速为4.5%，云南增速为4%，宁夏增速为3.9%，广西增速为3.7%，新疆增速为3.4%。2021年，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实现了“脱贫路上一个也不能少，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坚定承诺。中新社记者：在欧美等国家，有无人口较少的族裔相对聚居区域？相关国家这些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如何？在经济政策与地区发展方面，与中国有哪些异同？丁赛：以美国为例，印第安人为美国土著居民，其贫困发生率一直居高不下。2000年，美国印第安人最集中的10个聚居区中，南达科他州印第安人聚居区的印第安人贫困发生率为53.5%，是10个聚居区中的首位；亚利桑那州San Carlos Indian Reservation的印第安人贫困发生率为50.8%，Tohono O’odham Indian Reservation的印第安人贫困发生率是46.4%；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和犹他州交界的Navajo Nation聚居区中，印第安人的贫困发生率为42.9%；犹他州Uintah and Ouray Indian Reservation的印第安人贫困发生率为20.2%，已属贫困发生率最低的聚居区。而同年全美贫困发生率仅为12.4%。2011年，美国贫困发生率是14.3%，而印第安人的贫困发生率是26.4%，不仅高于平均水平，也高于25.8%的黑人贫困发生率。当提及上述印第安人聚居区的贫困问题时，美国各界通常认为其原因是个人酗酒、社区腐败、高辍学率、地处偏远、经济落后和缺少就业机会等。数据显示，2009年至2011年印第安人的平均就业率为64.7%，低于白人13.4个百分点。图为印第安人走在游行队伍中。中新社记者 曾静宁 摄为解决印第安人贫困问题，美国政府也出台了一些针对就业、教育和支持当地经济发展的政策，但这些政策的力度非常有限。同美国相比，中国民族地区特别是深度贫困的“三区三州”在脱贫攻坚中形成了政策扶贫、专项扶贫、行业扶贫、金融扶贫、援助扶贫、基建扶贫等多方面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从产业、就业、生态、教育、健康、社会保障等与贫困家庭和个人休戚相关的各个方面深入实施扶贫项目开展扶贫工作。特别是在巩固脱贫成果、有效减少返贫风险、预防可能发生的新的贫困风险、落实易地搬迁工作的后续工作、增强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和自我发展能力等方面扎实推进，不断通过新举措提高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减贫道路。
丁赛，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民族研究团体联合会秘书长、世界民族学会常务副会长、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副会长、《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杂志主编。主要从事少数民族经济研究，研究领域主要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收入分配。目前已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民族研究》、《经济学（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China Economic Review》、《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Feminist Economics》、《The Review of Black Political Economy》、《Review of Disability Studie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等中外文学术期刊发表多篇论文，有较高学术知名度。